中国文学对身体左右为难

作者：赵毅衡

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中的身体叙事，西南交通大学李自芬老师的《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是第一本系统的讨论，值得好好一读已从2004年的13万台增至目前的28万台。其中电梯数量达16.2万台。

人与动物相同的地方，是有个各种器官复杂地组合起来的身体。各物种之间这些器官惊人的相似，最近还发现某些能够互换。文明人追求意义，靠的不仅是这些器官，而是一个常被称作“灵魂”的无形无体的神秘物。中国文明有五千年历史，中国人的灵魂历史也就如此久远。

麻烦在于，一百年前，中国人久远的灵魂遇到了危机——现代性入侵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不是比灵魂（不管是道德能力还是意义能力），而是比身体，包括武器这种身体的延伸。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一直是个灾难，一场令人羞辱的斗争，中国人被迫参加一场不按中国游戏规则进行的比赛。

被迫发现肉身的重要，对中国人来说是很不愉快的经验。从李自芬讨论的数量巨大的中国文学作品来看，这种不愉快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国人始终不知道如何安放中国身体。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对身体不愉快的感觉，以及最后不得不做的不愉快处置：中国文学自始至终没有逃脱这种身体悲剧感。

李自芬引用了一张清末留日学生的“自治要训”，竟然全是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之类如何处理自己身体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大致来自欧美，日本人采纳较早而已。李自芬感叹道：“其间夹杂着多少对自己身体的不安，惶惑，与自卑自怯”：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旅行者到西方，让人侧目的“恶习”依然是这些。中国人到世界上，在处置身体上几乎是动辄得咎。

于是身体成为意义的新的集中点：李自芬列举了中国现代文学对身体的一系列关注方式：传统中国是个病相身体，患病成了从晚清到五四文学指责传统的最富于刺激的隐喻；另一些不太革命的作家（例如新感觉派和张爱玲），回到处在日常琐事中的身体，回到身体凡俗欲望的细节描写。如何处置身体，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无法解决的难题。[NextPage]

很悖论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文学家的再现，不是把身体作为现代化的象征，而是靠干脆放弃身体作为象征，回归身体的形而下方面，回到身体的原始物欲状态。这样的身体不成其为追寻意义的出发点和动力源：身体书写在中国之中没有一个立足点，身体始终不知道如何在中国文学中安放自己，更清楚地说：身体本身，始终未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意义追寻的出发点。

身体作为现代性的寓所，只是一种感觉，一个比喻，但是过度的关注，也会把形而下变成意义的归结：身体变成自为之物，变成意义追求的终点。今天，中国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工人难请，都在满足人的身体的形而下需求上。身体的舒适与享受，肉身本身的延续，成为现代化在中国人生活中引发的最大变化。

在这个时候，读李自芬关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对身体左右为难的痛苦，我们是应当为自己欣慰呢？还是为自己的麻木感到失落呢？即使对待身体的过于实际态度只是“庶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现在的思想者还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吗？即使偶尔有，他们还在幻想中，或是在艺术中，追寻身体的意义吗？

（：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