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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多数受访者对当下的文学评奖持有怀疑心理

国家级奖项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应当担负起更大的文学责任

7 %的调查对象认为，当下的批评杂志大多被市场的“无形之手”操纵着

高达九成的人认为，期刊已经不能担当学术生产的作用编者按

文学评奖、文学批评类学术期刊等作为文学批评之外重要的文学创作的评价系统，在“重估批评”的整个过程中，也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领域，很多学者在专访中都对文学评奖、文学批评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过尖锐批评，甚至有批评家直接提出 “茅盾文学奖”暂停的观点。在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的调查中，学子们对这些问题如何看待，他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文学界最易引起公众注意的事件大多与文学评奖有关。现今社会，文学作品一旦获奖，身价便会水涨船高，不仅在图书市场增加了叫座力，更会使作家本人风生水起。功利因素的大量掺杂，使得文学评奖越来越不纯粹，变成为各种非文学因素服务的平台。一些权威奖项的评选结果甚至与作品的实际质量背道而驰，对公众的阅读方向起到了错误的引导作用，屡屡沦为文学界的笑柄。

作为鼓励创作、引领阅读的助推力量，文学评奖本应对文学的整体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纵观当下林林总总的文学奖项，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却鲜见能够得到文学界和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真正以文学标准为评选标准的、具有公认影响力的权威奖项。

本报在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大型策划中，也曾专门讨论过有关文学评奖的问题，接下来，还会在此次“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系列专访中继续深入剖析。应当说，文学评奖是一个具有公众意义的话题，它的存在和效应直接关系到普通读者的阅读品位和阅读取向，因此，要求文学评奖回归真正的文学标准，不仅是对文学的发展负责，更是对大众负责。

此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相信奖项能够激励创作，但同时，他们也提出，目前的文学评奖无法形成一种基本共识，积极意义被弱化。另一方面，受访者还就文学研讨会、文学批评杂志等与当下批评环境密切相关的话题发表了看法。

7 %的人认为文学评奖做不到基本共识，只能反映一部分人的观念和价值标准。90%的受访者最熟悉“茅盾文学奖”

在百度搜索“文学评奖”，可以得到 00余万条结果，相关的新闻超过 000条，其中大多是争议性的内容，诸如 “文学评奖被小圈子化了”、“文学评奖丧失了公信力”、“文学评奖在自娱自乐”等。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几乎都专门谈过关于评奖制度的改革问题。显然，现存的各类文学评奖不能满足文学现实的要求，或者说，不能提供其应当具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因此才会引起普遍的质疑。某些奖项甚至已经被文学界视为摆设，真正秉持文学标准的文人皆不以其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指标。事实证明，许多曾经获得过所谓大奖的作品，很快便销声匿迹，无人问津，将来更谈不上进入文学史。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多数受访者也对当下的文学评奖持有怀疑心理。 7 %的人认为文学评奖做不到基本共识，只能反映一部分人的观念和价值标准；仅有27%的人表示可以做到基本共识。另一方面，尽管国内已经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文学评奖活动，但是，一些国家级大奖仍然最广为人知。在“你了解哪些文学奖项”一题中，90%的受访者提到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也有超过70%的人了解，而表示了解其他评奖的只有不到10%。可见，国家级奖项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也应当担负起更大的文学责任。

著名文化批评家、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曾表示，他对文学评奖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去年1月，他在本报撰文，直言“茅盾文学奖”应当停办，引起文学界内外的高度关注。不久前，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解释说，提出此项建议的根本原因是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处于不振的状态，评奖机制也有待改善。 “作家作品方面，缺少文学创新的优秀作品，即‘佳作荒’；批评家群体的判断力失准，批评泛滥而无底线，即‘无公评’；评审原则因为严重滞后时代发展而失效，即‘缺原则’。”为此，本报在问卷调查中就肖鹰的观点设计了一道问题，结果显示，有28%的人支持肖鹰的观点，有 4%则表示反对，另外的 8%选择了“无所谓”。三种态度的支持率比较平均，恰恰反映出了对文学评奖的看法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存在着产生争议的可能。

8%的人同意研讨会不应太多太滥，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专业机构对作品加以认定，水平不达要求的作品不应举办专业的研讨活动，否则会浪费各方面的资源，滋生不良现象，阻碍批评的健康发展。

肖鹰在批评文学评奖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圈子化”的观点。他说，“圈子化”主要是就文学评奖所呈现出来的狭隘视野和影响力而谈的。 “圈子化”的概念不仅适用于文学评奖，也适用于层出不穷的文学研讨会。

著名批评家、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本报专访报道中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多的文学活动，文学活动太多对文学发展绝对是有害的。”出席研讨会是批评家们的一项重要日程，甚至有可能占据了他们最主要的时间。作协的研讨会、大学的研讨会、杂志的研讨会、作家的研讨会，还有各个城市、各种组织主办的形形 的研讨会，批评家为了学术目的而出席，为了人情关系而出席，甚至为了利益交换而出席。难怪王彬彬要说：“今天这个省把一群作家邀请到一起，明天那个省也邀请他们过去。上个月刚在长沙见过，这个月又在南京见，下个月昆明又见了。三天两头地碰面。频繁的活动让批评家们既无时间埋头学问，又纠缠在各种关系之中，文学批评又何来起色呢？”

参与问卷调查的研究生们仍处于求学阶段，部分人曾经参加过一些文学作品的讨论活动，但是，有60%的人并没有接触过专业的研讨会。尽管他们对研讨会缺乏深入了解，不过，仍有 8%的人同意研讨会不应该太多太滥，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专业机构对作品加以认定，水平不达要求的作品不应该举办专业的研讨活动，否则会浪费各方面的资源，滋生不良现象，阻碍批评的健康发展。”

“红包批评”正是各种不良现象中最受抨击的一个。现在，一些研讨活动俨然成为滋生“红包批评”的温床。批评家为了关系，为了红包，到研讨会上捧捧场，说一些赞美的评论，让一部本不入流的作品被言论包装成“佳作”……此类事件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必须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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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六成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环境因素左右着期刊的立场；同时，也有三成人表示，编辑的勇气决定了期刊能否坚守文学标准。而高达九成的人认为，期刊在因大学评价体系而被分成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类别后，批评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提出，期刊已经不能担当学术生产的作用

关于文学批评杂志，王彬彬曾经评价说，“里面说好话的文章太多，真正的批评文章很少。”而其原因无非也是受到太多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对此，7 %的调查对象认为，当下的批评杂志大多被市场的 “无形之手”操纵着。仅有27%的人表示，仍然有坚持评价标准的杂志，他们以 《明清小说研究》、《读书》、《外国文学评论》、《当代文坛》等为例进行了说明。

今天，报纸、出版社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期刊几乎成为最后一个可以为纯粹的文学而服务的领地，被视为推动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平台，因此，期刊是否能够坚守文学标准关乎批评未来的命运。超过六成的调查对象认为，社会环境因素左右着期刊的立场；同时，也有三成人表示，编辑的勇气决定了期刊能否坚守文学标准。而高达九成的人认为，期刊在因大学评价体系而被分成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类别后，批评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提出，期刊已经不能担当学术生产的作用。

本报请接受问卷调查的研究生们列举出 “最喜欢阅读的文学批评杂志”，最后经过整理和统计，有10人选择了 《文学评论》，为数最多。《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各有4人列出。其他还包括《花城》、《文学遗产》、《外国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

在大众传媒方面，调查对象表示，依然有《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南风窗》、《文汇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坚持刊登文学批评类文章，是当下并不多见的、颇具文化气息的报刊。

（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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